官场“家奴”

　　官场“家奴”

　　官场家奴缘何“抬头”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唐代诗人李白满怀愤懑地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传世之句，但他最终没有逃脱依附专制皇权的宿命。

　　可到了如今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却滋生出了家奴的土壤，不能不让人警醒。

　　封建专制流毒侵蚀

　　“产生家奴式官员的原因很多，但封建专制残余流毒在某些官员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指出。

　　他认为，党内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随处可见：顽固的家长制作风和许多地方及单位都存在的家长式人物、个人专断及蔑视党员权利的专制主义行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有悖于共产党人革命初衷的等级制、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任人唯亲的不良倾向、个人崇拜的种种消极影响、长官意志至上及压制党内言论自由等等，使得党内生活少了许多健康的成分。

　　如今，一些下级官员往往心安理得地把党政一把手“老大、老板”地叫得很顺溜，一把手也欣然受用。这种老大情结与“家天下”、“朕即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刘益飞教授指出，“在某些官员身上家长制作风表现非常明显，家长制作风来源于‘家天下’的思想”。

　　“受职公庭，谢恩师门”，原本是封建皇权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现如今“跟人不跟方针”的现象与“受职公庭，谢恩师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某某是谁的人”“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说法在当今社会仍然不绝于耳。

　　秘书提拔过快的现象就是此中典型。尽管秘书中不乏优秀人才，但近官者得到快速提拔，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当权者出于个人目的。某省曾经出台规定，把省领导秘书的最高级别定为正处级，结果这项规定仅仅有1年的短命期，原因是省领导们的反对。一位曾经当过某领导秘书的官员告诉记者，“我不得不把领导当成我的靠山，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领导身边最可信赖的人，我就是他的人”。秘书和领导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某官员调往另外一地任职，其秘书未和他一起走，反而是留在了当地任职，后来这位官员的仕途嘎然而止，他的这名秘书的级别也随之原地踏步。

　　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当政期间重用秘书李真等身边人，而李真等人则依仗程的权势干了许多坏事。后来李真因罪行严重而伏法，程维高也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在家长制作风严重的地方，上下级之间成了一种新型“主仆”关系，成为一种附属和依附关系。这样的下级，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以领导的是非为是非。在干部队伍中，只要出现和形成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那么是非标准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上下级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利益群体，湖南郴州、湖北襄樊曾经出现的官场腐败窝案就不足为奇了。

　　刘益飞教授指出，在苏联共产党内，由于长期事实上一直奉行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个人集权制、党政官僚特权制等，在党内形成了事实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集团，既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以公肥私，又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本能地拒绝造福于社会公众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种种改革。这是导致苏联党和国家长期停滞不前以至于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教训。

　　制度缺失的恶果

　　“我国从苏联模式转化而来形成的集权体制尤其是用人机制集权化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是产生家奴式官员的重要原因。”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党建党史部主任彭穗宁认为。

　　他说，邓小平在1980年的“8.18”讲话中就提出，要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要对党内高度集中的权力进行改革。但改革开放进行了多年，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高度的权力集中现象。

　　“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把手过于集权，尤其是在用人制度上普遍存在由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选人用人也大多在少数人中选用。”刘益飞指出。

　　在上级官员掌握下级官员的提名任用权的情况下，下级官员不得不眼睛向上，对上负责远远多于对下负责，很容易把服从上级异化为对上级的人身依附。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买官卖官丑闻无不暴露出了这一选人用人集权制度的缺陷。

　　“下级官员眼睛向上，就会脱离群众，最后产生的恶果就会是政党脱离群众。”彭穗宁指出。近年来爆发的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与官员只重视对上负责而漠视群众利益不无关系。有的官员甚至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最近在网上广为传播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所说的“你到底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就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选人用人上的集权固然会带来高效率，但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也容易产生腐败。”彭穗宁说。

　　一把手一权独大也给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只需搞定一把手创造了客观的外在条件。因为他们通过行贿等腐蚀手段控制了某个领域的一把手，也就等于控制了某个领域的公共权力。近年来，不少落马一把手与其背后的不法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选人用人制度的过度集权，使得下级官员唯上是从。即使上级的指示脱离了实际情况会造成危害，也无人敢向上级提出异议，最后导致纠错机制的丧失。在“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个人崇拜肆虐的“文革”期间，不少敢言的耿直之士遭到迫害，溜须拍马的小人得志，在一片颂扬吹捧声中，主要领导人的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但鲜有人指出纠正，致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危难境地。

　　现实利益的博弈

　　几年前流行一句话，叫“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下级官员往往只能从对上级的人身依附中获得“家长”的最大庇护，得到升迁以及物质待遇上的好处;而上级也能从中获得权力和心理上的满足感。在下级长期的绝对服从中，某些领导往往自我意识膨胀，家长作风得以强化，“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下级官员明知违法也一味顺从，甚至上下其手同流合污，导致腐败窝案的发生。

　　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书记弓继权主政龙泉驿区期间，建立了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格局。该区的干部要想“升官发财”就必须想办法进入弓继权的圈子，讨他欢心。就这样，在弓身边就围拢了一批重点部门和乡(镇)领导，弓把他们视为“得力干将”和“心腹”，大加庇护。

　　龙泉镇党委书记江兴明，在当地影响一直不好，但由于是“弓继权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反而在2003年底区领导班子换届时，弓继权为他增加了“区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原区长助理张立友等人也常有群众举报，但因同样的原因，弓继权一再迁就和袒护，甚至在执纪执法机关对张立友进行立案调查时，他还亲自出面为其说情，编造各种理由帮他推卸责任。

　　近日，安徽原巢湖市委书记落马，又牵出了大批其原来的手下官员。而类似这样的“主仆”共同犯罪的窝案近年来频频发生。基于利益共享的官场“主仆”形成了一个严重威胁执政党执政理念和形象的毒瘤。如何破解官场“主仆”共同犯罪，成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选官的民主实验

　　◎文_本刊记者 王春

　　如果说铲除某些官员头脑中残存的封建专制流毒、消除官场奴性文化非一朝一夕的话，那么，“执政党应该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更多地用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用民主力量来破解家奴式官员难题，却是现实可行的。

　　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这样认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6月29日下午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推进党内民主，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用民主选举并监督官员的方法来造就人民“公仆”、杜绝家奴式官员的产生，已经成为执政党、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共识。

　　近年来，不少地方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机关党委(党组)书记等提名候选人和选举权利交给了下级普通党员群众，对这些拟任官员实行公推直选，并定期组织群众对选举的官员进行民主测评监督，不断进行打造“公仆”的民主实验。

　　首次悄然进行的民选官实验

　　2001年11月，大巴山中的四川平昌县灵山乡，虽然已经寒气逼人，但这个仅有238名中共党员的小乡却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乡镇党委领导班子的直选。

　　在正式选举的当天，平昌县委组织部派人来灵山乡进行现场指导，但没有任何组织意图，因为按照事先制定的规则，所有238名党员都可以自愿公开报名参加乡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的角逐。“当时，在任的一些乡党委委员有些紧张，怕选不上，很丢人的。”时任灵山乡党委书记、现任平昌县人大党组副书记的池春林告诉本刊记者。经过党员自愿报名和县委组织部的资格审查后，两人报名竞选党委书记，3人报名竞选副书记，6人报名竞选党委委员。

　　选举顺利地悄然进行，规定参加选举的党员人数必须达到应到人数的85%，而实际到场的党员人数达到90%。经过候选人演讲，到场党员投票，当场计票，新一届灵山乡党委成员经民选产生，池春林当选为新一届灵山乡党委书记。平昌县委组织部对选举进行了确认，随后平昌县委发出的文件的开端写到“经灵山乡党员大会选举”，而不是以往的“经中共平昌县委常委会决定”。

　　传统的上级任命下级干部的模式在中国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乡里被改变。平昌县悄然进行的这次中共党内首次民主选官实验，后来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当选后，压力很大，经常有党员群众半夜打电话来，找我解决问题，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尽最大努力解决群众遇到的难题。”池春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

　　不光池春林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维护自己的形象，所有当选的副书记、党委委员们都真正把群众的事情当成了自己的事情来办。

　　“因为他们的‘官帽’是普通党员给的，不给群众服好务，下次就不会选他们了。选官方式从传统的上级任命制变成了选任制，官员就真正变成了百姓的‘公仆’。”一位曾在平昌县委组织部工作过的官员说。

　　“这种干部任用方式和党管干部的原则是不相违背的，因为党管干部并不意味着仅仅由组织部或者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来管干部，而全体党员来提名选举干部或许更能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池春林这样认为。

　　把提名权交给群众

　　如果说平昌县灵山乡的这次民主选官打造“公仆”的实验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那么近几年来，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公推直选官员无论从数量、规模、级别和内容、形式都与当时有了天壤之别。全国已经有300多个乡镇实行了党政一把手公推直选，有的地方还把公推直选的官员级别提高到了正处级。

　　“(干部选拔)其中最关键的是候选人提名，是掌握在上级手里，还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把官员提名权交给了群众，则相当于官员的命运交给了群众。”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彭穗宁说。

　　传统的做法是上级组织提名下级官员的候选人，而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在2008年的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选举时，把提名权交给了群众。

　　陈贵廷和彭德贵分别是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第一个公推直选、差额选举出来的富牛镇党委书记和尚义镇镇长。“来自群众的压力大。”这是两人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诉说的共同感受。

　　“选举前，上级领导鼓励我参选，但告诉我说‘选举程序已经定了，组织上不能照顾你了，要靠你自己的实力’。”陈贵廷说。

　　东坡区委只制定了候选人的条件，而不指定具体候选人。经过报名和上级组织部门资格审查，最后有6人符合富牛镇党委书记的任职条件，5人符合尚义镇镇长的任职条件。11名候选人需要在镇所辖的村里逐一演讲。

　　“第一关村民信任投票有点美国总统选举的味道，完全取决于演讲人的水平，是否能把全镇绝大多数人打动是关键。并且当场计票，当场宣布结果，以得信任票多少为序取前3名作为候选人预备人选。”东坡区纪委一位干部介绍说。

　　信任投票就相当于把提名权交到了群众手里，而接下来的组织考察和区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候选人建议名单以及区委全委会从3名候选人中票决出两名，则体现了组织认可原则。

　　而最后一关是差额选举。富牛镇党委书记由不低于该镇具有选举权的应到会党员总数五分之四的党员投票决定，而尚义镇镇长则由该镇人民代表大会的50名人民代表选举产生。

　　“把提名权、选举权交给群众，解决了干部眼睛向下的问题，落实了真民主、真公开、真选举。”眉山东坡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宋骥对本刊记者说。

　　“尽管在乡镇一级进行公推直选，是基层民主改革，还没有触及到更高的政权层面，但群众提名干部候选人的这种模式，可以改变在少数人中选官、官员的提名权握在上级少数人的手里的局面，对遏制买官卖官现象，防止一味媚上的家奴式官员的产生具有很好的效果。”四川省委党校彭穗宁教授认为。

　　如果说群众提名和选举为防止家奴式官员的产生加了两道门锁，那么每年群众对官员的测评决定官员的去留则是另一把锁。

　　眉山市东坡区委每年还组织富牛、尚义两镇的群众对公推直选出来的陈贵廷、彭德贵分别进行满意度总体测评和德、能、勤、绩、廉单项测评。不满意率达30%者，将被责令辞职、降职调离，违法违纪者则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2009年6月，陈贵廷和彭德贵分别在各自所在镇的测评会上接受群众的测评。结果是，2人总体满意率均超过90%，其中许多单项测评也在90%以上。

　　“这样由群众提名公推直选出来的干部和由上面提名任命的干部区别就是大。群众可以很好地监督他，如果他不好好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不会提名选他，况且他在选举后做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做不好，在每年的测评时，就不会得高分。”尚义镇舒林村党支部书记董建明告诉记者。

　　宋骥则说：“采用这种党员群众提名选举加考评的模式，使干部有了想为百姓办事和办好事的责任感，使其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融为一体，干部不仅仅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更要完成对群众的承诺。”

　　分权票决：更高层面的民主实验

　　不仅仅在基层。近年来，不少地方把公推直选官员的职级不断往上提高，民主试验田的领域不断扩展。

　　2008年3月，南京市对4个政府组成部门一把手进行公推公选，演讲与答辩过程进行现场电视直播。2008年4月，云南省教育厅将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正处级)、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副处级)，改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2009年5月，深圳市民政局第一个公推直选的机关党委书记诞生……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法学部教授任进认为,“以前是通过常委会选，实际上是书记说了算，这是个别人选少数人;后改为全委会选，那就是少数人选少数人，还是不行;所以要公推直选，现在就成了多数人选少数人。不管怎么说，直选是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当前，在基层，用公推直选解决官员眼睛向下的问题;而在更高的层面，则主要着眼于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分解监督。比如四川的规范县委书记用人权。

　　近年来，一些地方县委书记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免权大搞家长制，甚至卖官鬻爵的案例成高发之势。而“县委书记在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县委书记怎样行使用人权，任用了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一个县的用人导向、风气和质量，若不对县委书记的用人行为进行规范、制约，就容易导致权力异化。”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负责人表示。

　　2008年底，四川省委组织部首次针对县(市、区)委书记这一特定群体的特定行为出台了规范和监督其用人行为的试行办法。在提拔任用干部时，组织推荐、领导干部推荐、群众民主推荐、干部个人自荐，组织部部务会讨论，县级主要领导集体酝酿的步骤产生初步人选。经过公开推荐、民意测评后，交常委会无记名票决，有的实行全委会票决，这样更多的人拥有用人的一票权，一把手在用人权上也只有一票。

　　日前，浙江省委常委会首次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56名拟任干部人选。这是浙江省委常委会首次以“票决制”替代以往的“议决制”来决定干部任用。至此，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干部任用票决制全覆盖。而早在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会就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厅级一把手。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蓝蔚青认为，从实行票决制的实践来看，这一制度较好地处理了发挥常委会核心作用和扩大党内民主的关系，有利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有利于增强干部选拔任用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人”的格局，对抑制跑官要官不正之风、防止用人上的失察失误，起到积极作用。有的一把手表示，实行票决制后，书记也只有一票。干部只有将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为群众服好务，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而不仅仅是得到了一把手的青睐就可以提拔。

　　官场“家奴”

　　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与人合作堂而皇之出版过一本《下级学》。

　　此书专授下级如何溜须拍马，如何吹捧上级，实为传播封建专制之奴性流毒，因此被媒体称为“奴才学”。

　　随着张二江垮台，此书亦不知所踪，然其阴魂仍在世间游荡，屡屡附体现身。当今官场中，不乏为权位投靠上级之人，不乏为金钱卖身不法商人之辈。本刊策划此组文章，欲一析官场“家奴”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以觅世间良药诊之医之。

　　家奴式官员的现实版本

　　◎文 本刊记者 王春

　　据相关媒体报道，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一个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多数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大门，经历比较单一，道德防线脆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这个特点，把他们当作“潜力股”加以投资，他们中有些人最后沦为某些不法之徒豢养的家奴，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拱手相送。

　　贪官落马现象折射家奴

　　日前，西部某县原县委书记陈某某意外落马，引起当地官场震动。当地市纪委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陈某某被老板贿赂拉下水后，为了替老板们争取到工程，他主动带着老板向上级主管领导行贿。目前这名主管领导已经被省纪委带走审查”。

　　据当地知悉内情的官员透露，陈某某的霸道和说一不二的作风让他身边的一些人对他毕恭毕敬。经常有人看见，只要陈某某把右手一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就会立即把陈某某的茶杯恭恭敬敬递到他的手上。有一次，他到乡镇检查工作，突然下起雨来，身边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立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农家借了一把雨伞，撑在他的头上，而这名办公室副主任和其他陪同人员则成了落汤鸡。

　　陈某某对这些“贴心”的下属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他力排众议，把3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人提拔到“油水”很足的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而这3名官员都涉嫌接受贿赂并向陈某某行贿。该县纪委一位常委告诉记者，“陈把身边的所谓亲信放到重要岗位，又利用他们为自己捞钱。”

　　在这场县委书记落马引发的官场地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幅路线图：老板收买官员，官员则拼命为老板争取利益;某些党政一把手提拔重用对自己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人，这些被重用的人则大捞非法利益，并为上级奉上不义之财。

　　由于县委书记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中，一旦落马被审查就必然会引起官场上下的震动。这次官场震动的波及面到底有多大，到底会牵出多少官员，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这个案件中折射出的某种家奴现象无疑更发人深省。

　　官场的“主仆”奇观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秘书、领导共同腐败案件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引发了对秘书与领导人身依附关系的热议。

　　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

　　王传东在2001年7月至2006年5月任陈世礼的秘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特殊地位，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7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2000元、购物卡2.4万元。

　　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主仆”共腐的案件。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妻子发觉后，这个周秘书不但不规劝成克杰注意领导形象，反而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功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

　　类似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个别秘书身上。在一些地方的官场上，上下级关系异化，一些下级官员为了从上级那里获得好处，不惜做出丧失人格、不顾颜面的举动。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手下的几名乡官奔跑数百里，到他的老家鄢陵县去奔丧，他们披麻戴孝跪在灵堂前，痛哭流涕，比死了亲娘老子还要伤心，众人怎么也劝阻不住，后来还是杜保乾亲自出面，说“行啦!行啦!知道啦”，这才打住。后来这几个乡官分别被任命为县城建委主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常务副县长。

　　深圳被查处的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是一要员家里的保姆出身，已外逃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也曾随时到领导家中帮忙做家务。

　　“在下级的升迁去留命运掌握在上级手里，尤其是一把手一权独大的情况下，下级是不敢轻易得罪上级的。一些想采用非正当手段往上爬的下级官员，往往会想尽办法巴结讨好上级。”一位已经过了提拔年龄的某县国土局副局长对记者坦率地说。

　　这名副局长告诉记者，某实权局的副局长为了能当上局长，除了向异地任职的县委书记奉上沉甸甸的“礼金”外，为了解除他的寂寞，还给他牵线搭桥介绍“女朋友”(据当地一些民警透露，该女实为“小姐”)。享受到如此“贴心”的服务，县委书记一高兴，副局长就如愿以偿被“转正”为局长，而那个“小姐”后来居然成了该县公安局的警察。在这样的“典型”引路下，不少干部纷纷效仿，除向这名县委书记献媚表忠心外，还奉上数额不等的“礼金”。当地买官卖官成了公开的秘密，当地一名官员说：“这样的案件很难受到查处，下属官员和县委书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彼此受益，除非彼此检举揭发，否则很难翻船。”

　　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奴式的官员也“培养”了主子式的上级。由于多数官员在上司面前逆来顺受，溜须拍马，助推了领导的主子意识。一些家长作风严重的官员不但对自己能管住官帽的下级官员颐指气使，还对自己的副手随意呵斥甚至侮辱，而副手往往默默忍受，成为官场奇观。

　　某县一名局长告诉记者，“县委书记经常把一名副县长当成奴仆一样呼来唤去的，这名副县长则甘愿被驱使，从没看见他有反对意见”。

　　有一名作风霸道强硬，四川某市的区委书记，一次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4个多小时，早就过了午饭时间，台下有的干部由于没吃早餐，差点晕到，但无人敢提醒区委书记。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区委副书记从兜里掏出手机悄悄接了一个电话，区委书记大怒，从这名副书记的手里夺过手机，扔进了痰盂。台下顿时变成一片死寂。

　　不法商人的政治“投资”

　　2009年上半年，数名高官被中央纪委斩落马下，世人震惊。

　　2008年12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语出惊人，要求各级公安经侦部门，“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一语既出，舆论大哗，略有法律常识的普通人都看得出，该要求违背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

　　可不出一个月，到2009年1月，公安部在侦办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经济案件中发现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存在违纪违法嫌疑。两人随即被审查。原来，郑少东“用心良苦”的话后竟然大有深意。有消息透露，当郑少东还是一名局长时，黄光裕便发现郑少东前程远大，凭藉老乡关系拉拢，并花重金帮助郑少东打通仕途的各个关节，使其官运亨通，而郑少东也心甘情愿为黄光裕所驱使。

　　在随后的4月，相继有两名与黄光裕案有牵连的高官落马：一名是正部级的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另一名是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陈绍基曾先后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王华元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并主管过广东省的政法工作。尽管两人的案件还处于调查阶段，但圈内传闻说两人除了涉嫌收受贿赂外，还有作风方面的问题，被一些不法商人用美人计击到。

　　在不少官员腐败案的背后，频频闪现不法商人的身影，经历了不法商人被动地向官员行贿的阶段后，一个令人不可忽视的现象摆在人们的眼前：不法商人开始主动进攻，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官员进行长期“投资”，而官员在政治上做大后，就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投资”的商人主子效犬马之力。

　　一个在商界混迹多年的老板感到生意踯躅不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找到一个熟悉官场的朋友，请他在官场物色一个在政治上有发展前途的官员，自己对这个官员提供长期的资助投资，帮助其在官场上发展壮大。“如果这个官员成为地方的一把手，我从政府手里拿工程就很方便，因为许多工程几乎都由一把手说了算，而我赚到的钱绝对比我投资的钱多得多，这个投资很划算。”这个老板直言不讳地对其朋友说。

　　这个老板的“政治包养”计划到底实现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类似的事件不断出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厦门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对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便是如此。庄如顺还是一个副处长的时候，赖昌星便积极与其结交，并且一路助其升官，送车送女人，投其所好，无所不用其极。赖昌星所建立的拉官员下水的“红楼”多年不倒，与家奴庄如顺不遗余力地护卫不无关系，最后赖昌星之所以能出逃成功，也有赖于庄如顺的通风报信。

　　原四川省简阳市市长王善武，在傍上某大款后，该大款在一次宴会上曾公然说：“简阳市谁最大?王善武最大。但只要我一个传呼，他会像狗一样跑来。”并当场试验，果然，王善武稍后即很顺从地驱车而至。堂堂市长在经济上被不法商人控制后，必然像家奴一样被主子呼来唤去。

　　奴性的历史文化批判

　　◎文_邓建新

　　专制官僚政治的奴性文化基调

　　在一个社会资源主要由政治权力支配的时代，属下因无条件服从而得到君主赏赐的权力成为财富和自我实现程度的主要象征。

　　不愿媚上而无法获得政治权力的真正隐士，其生活处境相当困难，一般人难以接受。庄子，超然物外，但他的生活异常艰辛。陶渊明任彭泽令时不满于社会黑暗，辞官还乡，晚景凄凉，靠乞食为生。陈仲子本是齐国贵族，为追求道义，不肯食不义之食，也不肯贪不义之财，其结果是面有菜色，生活艰难。孟子就讽刺说，陈仲子这样的隐士，只有变成蚯蚓，上食黄土，下饮甘泉，方能达到自己的境界。反之，因绝对服从又能讨君主欢心而获得政治权力的奴才却能活得很滋润。

　　在中国封建王权时代，俸禄在官员的收入中并不占主要比例，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合法与不合法的收项。合法的例如“陋规”，不合法的就是受贿了。明朝大宦官刘瑾积累的家产超过6750万两白银，清代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对中间的官僚，俗语一般的评估为：“三年清知府(县)，十万雪花银。”所以，官愈大，经济上的利益就越大，官越小，经济利益就呈下降趋势，不当官，就只能捧着《论语》过穷日子了。

　　中国历经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天下”，皇帝是所有人的主子，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因此，奴性旗帜在官场高扬并不是奇怪之事。中枢重臣、地方大吏要直接向皇帝献媚，才能保住高官厚禄乃至更深厚的灰色收入。一般官僚要向上司献媚，在保住不菲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升迁以获取更丰厚的经济收益。“千里做官只为财”与“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奴性文化，正是人的经济理性与专制政治体制媾和而生发出的文化怪胎。我们并不认为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士群体完全丧失了理性和批判精神，但在强大的专制权力之下，焚书坑儒、党锢之祸、文字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政治真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辅以政治高压，奴性文化焉能不在专制王权的官僚体系中狂欢呢?批判理性丧失，奴性文化大行其道，此方苞所谓“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刘泽华先生对古代官僚阶层的奴性心态总结得非常精辟：“(士大夫)飞黄腾达时多阿谀，失意之时多牢骚。”

　　奴性文化的培基效应

　　奴性文化是建设一言堂的地基。唯命是从，唯上是从，是奴性文化的一大表征。无论决策或执行过程，组织成员放弃了自身的判断力，以领导的认知和意志代替自己的认知和意志。甚至于领导并不热衷于在执行的具体问题上进行判断时，组织成员也要千方百计试图揣摩出领导在具体问题上的倾向性。这种氛围不仅仅只是阻碍组织的效率，更严重的的后果在于组织的决策因而缺失了自我纠正的机制。自我纠正的机制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放胆进言，而正是奴性文化扼杀了放胆进言所需的独立人格基础。

　　另一方面，奴性文化也促进了领导者对自身判断力和人格魅力的自信膨胀。长期被阿谀奉承与歌功颂德所包裹，即使是曾经非常理性和保持自我清醒的杰出人士，亦不免逐渐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对于“文革”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我们是否还记得当中共中央全会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陈少敏一名中央委员没有举手。这是奴性文化造成政治理性丧失的典型案例。

　　而湖南郴州李大伦、曾锦春案则演绎了奴性培育腐败的温室效应。当领导开始腐败时，奴性文化使得其辖区内的反腐机制丧失了“自治能力”，官场风气亦渐渐败坏到极点。等到上一级纪委介入时，领导个人的腐败已发展成窝案。当我们痛斥腐败时，不仅应当去勾画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更重要的反省是，我们的言行所建构的奴性文化是如何充当了呵护腐败萌芽成长的温床。

　　奴性文化是一种更为阴暗的心理结构。在公务员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的今天，许多人并不是没看清奴性文化遮掩下的腐败。明白而装聋作哑，凸显了中国文化中另一根深蒂固的心理习俗。所谓的“搭便车”是也，即自己不愿冒遭受打压的风险而宁愿站在一旁看义愤之士出头——义愤之士赢来权益，自己心安理得跟着一起享受;义愤之士遇挫受压，旁观者没有搭上便车但自身利益也毫无损失。长期以来，越出头的椽子越早烂掉，最后谁也不愿意站出来说“皇帝的新衣”，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腐化堕落和奴性文化一起满世界狂欢而都在坚守“沉默的自由”。

　　奴性文化：反腐短板

　　今天，我们建设清廉政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清除腐败成长的培基——奴性文化。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专制传统和奴性文化的清算未能彻底，乃是因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使命。在明代，对贪腐的惩戒不可谓不严厉，对官员的监督也不可谓不严密，但是腐败并没有得到遏止。因为官场奴性文化的大行其道抵消了严密监督的大部分效力，也使得官员贪腐的成本预期降至极低。官员的奴性心理惯性和“睿智的沉默”对于腐败的隐忍和掩藏作用降低了腐败的风险成本。可以说，奴性文化及其维持这一文化特征的社会实践是中国反腐的一大短板。

　　“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孟子》中原话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篡改”的创意来自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秦晖倡导普通个人积极争取民主权利——他同时也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而对“达”者多一些约束使其“独善其身”。归纳起来，就是“穷”者多一些权利意识和实践精神，“达”者少一些权力迷信和自我膨胀，即“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才能逐渐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祸患。

　　但是，“穷”者何以能、何以敢说话?“民不与官斗”的说法道尽了其中的奥妙：那些揭发官员腐败恶行的人往往得不到好下场。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也屡见不鲜。在“穷”者不能说、不敢说的情境中，我们对“达”者“独善其身”的自觉性倾向不应当抱有过高的期望。可以说，“官本位”结构之下官民之间、上下之间地位和权利的严重失衡是奴性文化得以狂欢的脚本。

　　今天，民主已经成为共识，专制遭到唾弃，但是拒绝奴性、敢于充当“出头椽子”的官场勇士还是太少。等到了不再仰视官员或领导，同时不再将“出头椽子”视为勇者或另类，官场的奴性文化培基才能坍塌，反腐亦将不再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